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增强我们的信心。

而自7月份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也减缓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事实上，在一个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的不成熟的债权国家内部，货币错配是不可避免的。

最终导致人民币的美元价值出现没有确定上限的螺旋式上升。商品价格的急速下降导致了全球经济的通胀压力迅速减缓。（王惠整理） 进入专题： 汇率 。从货币视角来看，一个受控制的名义汇率，在本国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仍然是一种有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用微观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的对贸易盈余的弹性理论来解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真实相对价格变动，会减少贸易盈余。

支出的降低会抵消相对价格变化，给净贸易（储蓄）余额在近期内带来不明确的影响。麦金农教授指出，应该抛弃中国操纵（真实）汇率以控制贸易盈余的想法，同时也不应当认为，在过量持有数量巨大且仍在增长的美元、货币错配的时候，一个自由浮动的汇率体系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谢识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弈论与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解放日报） 进入专题： 华尔街风暴 。

次贷危机只是一根导火索。正是资产价值魔方、经济失衡提供的条件因素，以及风险监控体系漏洞的存在，使得投机泡沫在金融创新漂亮外衣的掩护下，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形成和发展，当人们沉迷于它所带来的虚幻繁荣时，悄悄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积蓄了足够的能量然而，近期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表明，现阶段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中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产业升级意义上的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为此，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理念和宏观管理战略应当进行根本性调整，也就是说，针对本轮经济衰退的宏观调控和针对今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最重要基点应当是产业深化创新。

事实上，目前金融体系较低的开放水平构成了全球金融危机输入中国的防火墙，因而，在总体上，次贷危机对中国的金融业影响较小。毫不夸张地说，产业升级能否解困是当前中央政府最为担心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因为它不仅决定了长期内中国经济能否转型成功，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本轮经济衰退的程度和经济复苏的时间。

最后，近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急转直下，使产业升级这一在２００８年点击率颇高的词汇，面对具有更强迫切性的保增长要求，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大量应急性宏观调控政策逐步推出。大量数据表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下降通道初步形成，但未来经济运行究 竟会勾勒出一条何种形状的波动曲线尚不明朗。２．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强力冲击。第二，利润空间的过度压缩可能会导致大量房地产企业的破产，进而严重累及房地产业利益共同体——金融业。

因此，上述后果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在房地产价格的理性回归中表现出较多消极性，而恰恰是这些利益主体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主导权。笔者认为，重化工业化阶段的特征决定了产业升级意义上的经济转型已经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必须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否则，不仅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基础上的粗放型、低端化的传统发展模式，由于在开放条件下受国际环境影响过大，在国民经济体中内生出较以往更加强烈的不确定性，进而大大强化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而且，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是长期内从根本上实现国民经济质量提升，进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一次历史性机遇。针对这种状况，各级政府试图通过推进产业升级来达到舒缓经济衰退的目的，但产业升级特别是产业深化创新，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即笼易腾，而鸟难换，从而形成了产业升级的困境。然而，当前人们对这三大困境发展态势判断的认知存在着较大分歧，并由此形成了宏观调控政策选择上的论争。

而在重化工业高额的产业利润率的吸引下，近几年来大量资本涌入房地产业。事实上，后者真实地反映了保持短期内宏观经济稳定和改变传统的两高一资、加工组装型产品主导型出口模式，以产业深化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第一，关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部门当前推行的旨在刺激房地产消费而非保房价的调控思路是正确的。第三，对于基于产业深化创新的宏观调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率的短期下滑，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加以弥补。

另外，中国为经济转型滞后已经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继续以短期应急性宏观调控手段而非立足于产业深化创新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不仅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永久失去打造经济强国的历史性机遇。产业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深化创新两个方面。但有观点认为，中国一直在强调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及结构，该政策是迫于形势压力的无奈之举，若将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作为一种行政手段频繁使用，短期虽有助于中国外贸稳定，但长期却不利于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针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所宣称的降价必将严重危害到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此，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中央政府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目前有三大困境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向有着决定性影响，即房地产业的发展困境、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力冲击和产业升级困境。１．房地产业的发展困境。

同时，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但是，降价将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房地产价格高企的根源之一在于地方政府高昂的土地出让金，后者更具有刚性，降低价格首先会极大地压缩开发商的利润空间，进而削弱开发商进行房地产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引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减少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减缓。

对于日前公布的２００８年三季度和９月份走低的ＧＤＰ增长率，并不能证明中国经济必须要通过大规模宏观调控政策来延缓其衰退，相反，它为人们敲响了产业升级的警钟，如果产业深化创新依旧乏力，中国经济很可能进入长期低增长的陷阱。同时，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一些出口型企业倒闭、破产。

需要指出的是，在围绕刺激居民买房推出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应给予居民可消费的空间，即真正推进社会保障住宅体系的大规模建设，打造以扩大内需实现宏观经济软着陆的物质基础，因为它不仅能够刺激居民最终消费，而且是扩大投资、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方面。承担着中国经济增长重任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主要以低端化的加工组装产业环节为主，面对骤然而至的国际国内不利因素，该地区的大量制造业企业难以应付，难以通过产业深化创新开展自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经营困境。

三大困境基本态势判断和政策选择的争论 上述三大困境的缓解、摆脱，牵涉到各方利益的重新调整，甚至会重构新的利益格局。笔者认为，有三大困境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向有着决定性影响，即房地产业的发展困境、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力冲击和产业升级困境。其次，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严重影响，宏观调控部门出台了提高几千项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出口退税率的政策。第二，针对出口的大幅回落，应当深刻认识到，尽管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大冲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其实质性根源是产业深化创新的乏力。

另一方面，监控地方政府的救市政策，不能任其自由发展，防止实施以救开发商为目的的自利政策，否则将会导致中央政府所倡导的以扩大内需来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熨平宏观经济波动的目的落空。与此相反，房地产市场发展所最终依赖的基础性因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却日趋萎缩，重化工业化初期的高额利润大多为企业和政府所占有。

对于中西部地区，则可通过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等实现其较快增长，为全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保障。经验证明，在任何重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初期，必然伴随着较高产业利润率的出现。

因此，正确评估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产业升级的贡献，探寻产业升级的推进政策和应急性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平衡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所以，无论地方政府是否采取救市政策，目前宏观调控部门除另辟蹊径采取降低买房者房贷首付比例、减免有关税收、降低贷款和公积金利率等刺激房地产消费的非保房价政策外，基本保持静观其变的权宜态度。

因此，后两大困境实际上是不同视角的同一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以住和行为主导的重大升级，进而带动了房地产业和汽车业的发展。首先，房地产业的矛盾焦点集中在要不要继续降低房价、要不要救市等问题上。以通过获取土地出让金换取大量财政收入的很多地方政府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开发商，主张救市，以保持房地产价格的平稳。

（樊继达、李江涛/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专题： 宏观调控 。在非理性预期、投机等多种因素的推波助澜下，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井喷式上涨。

然而，土地的垄断性决定了房地产业并非是充分竞争产业。无论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短期内仍很难弥补它与过度透支的房地产价格间的巨大落差。

以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契机，缩小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刺激民间消费的快速增长，也是弥补经济增长率下滑的重要手段。对于地方政府，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在近期内采取切实措施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多予少取，降低地方政府对入不敷出甚至财政破产的忧虑，弱化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土地出让金获取收入的内在激励。